龙飞三下江南(绣花鞋和手抄本)

龙飞三下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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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绣花鞋和手抄本

文丨张凌
身为“70后”人士,记忆中的学龄前时光,基本都是在保姆家中度过的。平房狭小昏暗,白天也须开灯照明,唯独午后才会有阳光从窗口射入,我时常靠墙坐在窗下,信手翻看着能找到的任何一本有故事的书,在懵懂中度过了许多岁月静好的日子。其中有一本《第二次握手》,很大很厚,封面画着一个女人端庄的侧影。偶尔听见大人们议论说这是“手抄本”,“里面有黄色内容”。我听罢虽然不甚明了,但也知趣地从不追问,既然没人因此阻止我继续翻阅,岁月也便继续静好下去。
多年以后,我方才了解到幼时看过的所谓手抄本究竟为何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曾经出现过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地下手抄本。顾名思义,它们并非正式出版物,而是以抄录复写的方式在民间秘密流传。根据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反敌特的刑侦故事,二是情爱小说——《第二次握手》便被归于此类。前者大多情节离奇曲折,类似现代怪谈,尤以著名的惊悚场面给无数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几代人共同的心理阴影。

吾生也晚,未曾见过原样抄本,于是好奇地去询问长辈。父母倒很乐意对我讲述这些陈年旧事,而且,及至今日,两代人之间的鸿沟似乎已被时光填平不少,他们也终于放下了为人父母的种种顾虑,能够更为坦然地说起一些从前颇难启齿的话题。“70年代确实见过的,比如《一双绣花鞋》《第十二张美人皮》,第十二张还是第二十四张?好像还有第一百张的说法,记不清了……去外地出差时,大家在饭桌上闲聊,经常你讲一段、他说一节,也有类似的故事,听得都很来劲……见过油印的本子,也有手抄的,用复写纸一次能抄出好几份,然后装订起来。同事之间互相传看,大家排好次序,每人只有两天,赶紧看完了传给下一个,还要小心保密才行,不然怕是会惹麻烦……”想起我们上中学时也曾在学校里传看侦探小说,到手之后,一节课埋头看完一本,真可谓年代虽异、行事无差,令人不禁哑然失笑。

阅读当年的手抄本时,居然勾起了许多久远的回忆。比如被称为“地下文学第一书”的《一双绣花鞋》,由况浩文(1930~2018)创作于1958年。早在80年代初期,我就看过据此公开出版的同名连环画,由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排演的话剧拍摄编写而成。故事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山城重庆,一个老更夫夜晚出巡,发觉一幢被查封的小洋楼内似有动静,于是提着灯笼走入查看。一片漆黑之中,只见落地窗帘下方露出一双精美的绣花鞋,忽然微微一动……开篇处这惊魂一幕,早已成为中国悬疑探案小说中的经典场景,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童年时候,有谁会不爱听类似的鬼故事呢?越听越怕,越怕越听,如此循环,以至于每天放学回家时,站在单元门口,看着黑洞洞的楼道,心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恐怖场面,只得在四近徘徊,一直等到某个邻居家的叔叔阿姨走来时,赶紧尾随在后,一路上楼。古老的鬼故事由于时代背景的变迁,其骇人程度多少已有所减轻,反而是这些与时俱进的新编怪谈更具冲击力,虽然其中心思想往往是“人比鬼更可怕”。从不少读者的回忆中也可看出一点:即使多年后早已忘记了故事的来龙去脉,但是对其中最为惊悚的场景,仍然印象深刻,如在目前。

除了著名的《一双绣花鞋》,另有《一只绣花鞋》。虽然这两个书名极易混淆,内容却是大不相同。后者的作者张宝瑞生于1952年,他自述从18岁起就开始创作以“梅花党”为背景的作品,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全国各地流传,包括《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龙飞三下江南》等。根据几位同龄人的回忆,这一系列小说曾于1988年前后出现在类似“地摊文学”的刊物上,直到2000年之后方才正式出版发行。由于整体故事的时间跨度将近20年,人物数量较多,空间上更是遍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和泰国、马来西亚等多地,叙事时未免显得凌乱驳杂,风格也近于通俗文学,包含惊险、情色、阴谋、悬疑等各种元素,足以令当年的读者眼花缭乱。书中有一条重要的感情线,便是地下党员龙飞与台湾特务组织“梅花党”头目白敬斋之女白薇的情感纠葛。二人曾有过同窗之谊,年貌相当,彼此倾慕,然而终因信念与理想的不同而分道扬镳,后来更是成为你死我活的交锋对手。这一情节与《一双绣花鞋》中,地下党员沈兰为了刺探情报、与特务头子林南轩的女儿林晶交往不无相似之处。对于白薇这个人物,作者明显倾注了许多怜惜与深情。她出身高贵,才貌双全,却由于家庭背景和父亲的刻意安排,终于走上一条注定毁灭的不归之路。在《一只绣花鞋》结尾处,白薇带着刺在背后的“梅花图”跳崖自尽的一幕,颇为凄艳哀婉。至于续篇《龙飞三下江南》中安排她死里逃生、重又出山主持大局,多少类似福尔摩斯的“归来记”,是否有画蛇添足之嫌,读者自可见仁见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绿色尸体》。此书的背景设置在1965年,以龙飞、路明、凌雨琦挫败“梅花党”企图炸毁武汉长江大桥的阴谋为主线,让我想起了上小学时曾经和全班同学一起追看过的长篇惊险故事《蔷薇花案件》(1983、1984年分五期连载于《故事会》杂志,作者肖士太、黄宣林、欧阳德,后来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蔷薇花案件》一书),讲述台湾特务组织企图在解放初期炸毁上海发电厂,最终被我方人员挫败的经过。如果将二书做一对比,明显可见主干情节包括某些关键细节几乎如出一辙,人物也可一一对应。不过《蔷薇花案件》故事紧凑,基本围绕案情展开,主要办案人员关涛及其副手蔡力、王允皆是男性,而《绿色尸体》中的龙飞、路明、凌雨琦则是二男一女,且三人之间存在微妙的三角关系,除此之外,另有几条恋爱支线,虽然因此衍生出更为曲折多变的情节,但有时也影响了故事进展的节奏,显得枝节过多,离题较远。
如今看来,地下手抄本的文笔和手法或许不够成熟,不少内容也纯是想象的产物,缺乏现实依据,倘若不是放在当时的背景下去考察,今人想必难以理解它们何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在单调封闭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常会愈发热切地假想外面的世界是何景象,愈发渴求活色生香的感官刺激,如果在现实中难以寻觅,阅读便成为一种变相的慰藉。手抄本中的惊悚与情色,正是对异域风情的想象、构建和展示,从而满足了大众的心理需求。在文学作品风格单一、数量匮乏的时期,任何一点鲜艳的色彩都会使人眼前一亮,并如饥似渴地追逐传阅。如果以今天的眼光和标准来审视评价,地下手抄本的文学价值值得商榷,唯有放回那个特殊年代去加以观照,方才可能理解它们在当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作用。
 
1976年之后,文学创作与出版逐渐复苏,随着越来越多各类中外作品的出现,读者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自然不必再去集体关注手抄本。不过,这并不意味手抄本的影响便会立时终结,其创作构思和写作手法,对于后来的同类小说乃至影视剧本,仍然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在80年代,曾经出现过两部著名的刑侦题材电视剧《刑警队长》和《便衣警察》,其影视化的成功,使得原著也格外引人关注,并成为中国侦探推理文学的里程碑式作品。对比之前的反敌特故事,这两部长篇小说的整体结构显然更胜一筹,细节处理更趋完善,运用铺垫和伏笔颇为成功,在设置悬念的同时,也加入了惊悚场面和惊险情节,至今读来,仍然引人入胜,许多细节也是弥足回味。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比较成功,显得丰满而复杂,避免了手抄本中单一扁平的脸谱化。要说不符合西方侦探小说的公认法则,大概就是书中都有主角陷入情感纠葛的内容,相比之下,王亚平在《刑警队长》里的描写较为节制,基本围绕办案而展开,海岩的《便衣警察》里则比重更大,抒情更浓,如果说前者是在办案中加入恋爱,那么后者更近于在恋爱中加入办案。书中关于男女之情的描述非常细腻动人,足见作者之用心用力,预示出后来的创作继续朝言情方向发展的趋势。
相比手抄本,这两部小说不再着力于表现异域风情,而是更为写实地叙述探案过程,从中或许反映出读者的注意力已从寻求刺激转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体察。以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技术手段和治安能力而言,要破获案件,必须依靠广大群众提供线索,因此小说中一般人物数量较多,关系复杂。这一点与西方传统侦探小说中相对封闭的环境、有限的人物很是不同,其实也并无优劣之分,主要还是看作者能否驾驭得住这类题材,能否做到收放自如。日本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也常是叙写警探在茫茫人海中经历重重困难追查线索的过程,正因为活动范围大,才需要对社会各方面各层次进行更为深入翔实的描写,在封闭空间内的迷局式侦探小说中,则很少出现此种情形。不过,作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作品,从书中仍可看出一些前人痕迹。例如这两部小说同为“开篇即惊悚”,并且重视场景描写,着力营造出悬疑恐怖的氛围,给读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刑警队长》中的雨夜怪影一幕,比起任何鬼故事来都毫不逊色。《便衣警察》中的案情部分设计得颇为精心,叙述也十分精彩,唯独入境潜伏的特务被敌特组织用金钱美女拉下水的桥段,仍是未脱之前手抄本的窠臼。《刑警队长》里还出现过一个美丽少女,名叫白薇,是“巧合”还是“致敬”,这个问题恐怕只能由作者本人来回答了。
看过传说中的手抄本之后,只有一个感想:但愿人人都能享有阅读的自由,都能随着自己的心意去尽情选择书籍,因为“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

本文首发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2期
经作者授权刊发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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